摘要: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给全世界不仅带来了福音，也带来了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涉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且还触及到了哲学信仰的流派分歧，对自然科学中的首要研究方法——实证量化在人文知识内部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分辨人文和自然研究的差异。
关键词：实证量化，人文知识，科学

自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无穷的收益和可能以来，自然科学的“规律”就被放大并引入社会研究的领域，这其中由以实证量化为主。然而这种将人文社会现象进行量化分析并最终得出价值判断的形式不仅在研究成果上是容易产生偏差的，在研究后果上有时甚至是危险的。

一、人文量化带来的矛盾。
量化问题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数据的来源问题。数据一般通过实地调查或者参考文献两种方式获得，实地调查所得数据可以对区域性现象做出较为精确的描述，但其受限于调查水平的样本广度严重约束了数据的说明力度；而通过文献收集到的数据由于多出自权威机构或政府部门，虽然范围较广但却具有明显的间接性和时效性，统计的方法和对象无法由研究者自行控制，数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逐渐失去说服力（当然，数据的时效性很少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产生不良影响）。事实上，无论是哪种途径得来的数据都逃脱不了人为因素的参与，这里的人为因素既包括了主观态度也包括了操作手段，尽管很多时候后者被人们认为是客观的，不具备价值取向的，但实际上手段的使用和界定无不渗透着社会属性，没有哪一种手段或者方法是脱离人类意识痕迹而独立存在的。
第二部分有关数据的处理。在自然科学内部，数据的处理是为了能够更加突出这些证据的力度，同样的方法应用到人文学科，就显得十分牵强。各项参数单位相同吗？可以直接进行运算吗？运算结果单位是什么？代表什么意义？计算公式经过论证吗？这些都是量化直接产生的，也是无法回避的。
数据问题的第三部分是最抽象的，但也是最重要的，即数据的说明。无论是数据的收集还是数据的处理，都是为了能够用数据证明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一是自然科学和所谓的社会学科都一致追求的。撇开自然科学不谈，数据能在多大程度对现实生活中的非线性现象进行诠释呢？或者，现实被数据替代后又是否可以被读者按照研究者的思路还原成现实呢？问题和矛盾都来自同一个前提，即，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文知识，套用自然科学中“科学”的概念来规定社会领域的现象，并企图最终在人类社会内部建立规律性法则以指导甚至统治人类历史的进程。

二、自然规律的实在和社会学规律的虚无
首先，有必要对“人文”和“社会”之类的词汇做一个约定，所有这些定义都依赖于人类的存在，如果人类消失，宇宙自然依旧存在，但是所有人类精神的直接和间接产物都将失去意义。诺埃的量化实际上是自然科学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对某一人文领域入侵的标志，将科学的研究方法甚至是科学的概念引入人类社会领域都是错误的，这里所指的人类社会领域是相对于自然科学领域而言。人们之所以将其引入，是因为人们认为人类社会也存在着真理或者说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同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样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原因，并因此可以左右、预测、引导所有的人类活动，而人类所做的所有社会研究都是试图揭示，逼近和利用这些规律。这一论断在近现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中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信仰，而实际上这是只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臆断罢了，因为人类社会内部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规律，无从发现，无法逼近，更无以利用。

（一）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的界说与关系
人类社会涉及到一类规律和一类法则的存在，“（a）自然法则，或自然的规律，诸如描述日、月、行星的运动，季节的更替等等的规律，或万有引力定律，或者例如热力学定律；和另一方面，（b）规范性法则，或规范，或禁令和戒律，也就是诸如禁止或要求特定的行为模式这样的规则；……”[1]之所以把这两类区分为规律和法则，是为了更严谨地说明两者本质上的区别：相对于人类意识的存在，前者有绝对独立性，后者是绝对依附性；前者内部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后者内部不存在非人为的因果关系。
对于自然规律，我们所知道的永远不是它本身，而只是不同接近程度的接近。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先清楚地区分事实和规律这两个概念：前者是物质的存在，通过人类的记录和描述之后成为现象，比如地球围绕太阳转；而后者的存在不仅本身不需要任何理由，反而是自然界非人类事物特定运动方式的理由，例如万有引力定律。自然规律和物质存在是同一的，没有比规律出现更早的物质，也没有比物质更早出现的规律。然而，万有引力定律只是我们试图表达“万有引力定律”这个规律的一个人类认识，是人类精神的现象，并不是这个规律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表达会沿着更丰富更准确地方向被完善，以趋近于真正的规律。
相对于自然规律，人类社会的规范性法则是完全由人类制定，并只有人类才可以使之成为有效的概念。人类可以任意地改变规范性法则，无论时间的长短和目的的左右。而自然规律“是不可变更的，所以它们既不能被打破，也不能被强制施行。它们超越了人类的控制之外，尽管它们可能会被我们为技术目的而加以运用…”[2]因此，社会规范性法则就不是规律，而只是事实。人们所一直认为存在的社会规律只是人们对社会事实存在或者出现方式的主观归纳，而这种归纳之所以出现，除了人类自身的需求之外，更因为它看上去确有规律性，然而规律性不等于规律。
如果规律性的存在不能说明规律的存在，那么为什么社会现象会出现规律性呢？有两个源头共同支持人类社会的规律性：一个是物质控制模式，一个是有限选择模式。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规律、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虽然不同的哲学流派早就有各种精辟论调，但是重申我的基本论点有助于在细节上区别于，或者趋同于以往的任何观点。本文认为，自然规律是揭示物质运动方式的内在必然，两者的客观存在没有时间的先后；物质决定意识的存在和内容，并直接地影响意识的运动，但不能在间接层面上完全决定意识的运动方式和方向，以及不同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物质先于意识存在。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人类社会的规律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物质控制模式和有限选择模式也都基于这一论断。

（二）社会学规律的推翻和社会规律性的原因之一
物质控制模式和卡尔•波普尔所支持的“社会学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却在本质上针锋相对。波普尔说：“…...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法则’，即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所有规律性，都是规范性的和由人强加的。相反，还存在着关于社会生活的重要的自然规律。关于这些，社会学规律似乎是合适的术语。”[3]波普尔对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的自然规律”的解释并没有洞悉其本质，他的哲学仍然保留着二元论的根基，认为自然规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决定自然界运转的规律，另一种是决定人类社会运转的规律。而事实上，貌似独立的“社会学规律”在根本上只是“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异化和衍生，而不是客观存在。物质控制模式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要提供社会规律性的一部分解释，更重要的是要推翻社会规律的存在。在物质控制模式中，人类意识运动状况是触及自然规律的，也就是说，这时的意识判断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甚至取决于物质存在。人选择进食还是绝食、文明抑或野蛮，都受制于人类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而这种属性即是人类生存的自然规律。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模式下，人类意识的运动方式也并不是绝对的一定的，选择绝食或者野蛮的例子屡见不鲜，无论选择出于什么原因也无论是否有原因，而这也就恰好证明了意识规律的虚无，因为所谓规律应该绝无例外。实际上自然规律能够完全决定的所有事物都时时刻刻无一例外的按照自然规律运动着，就好像气压会改变水的沸点一样，尽管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决定变化本身的规律从来都不会改变。规律的客观存在通过事物的运动变成了人类认识，又从人类认识变成了社会法则，于是例外就变成了现实，并且只存在于有高级意识参与的人类社会内部（不讨论除人类其它生命体是否有高级意识，并且是否能组成复杂社会），而整个过程中决然没有“社会学规律”的生存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波普尔决口不提任何具体“社会学规律”的原因。
波普尔在对生物自然主义的批判中说道：“......裸身或只吃生的食物；而且某些人认为，这本身证明了选择这些行为方式是正确的。但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对艺术、或者科学、或者甚至是对支持自然主义的论点感兴趣，这肯定不是自然的。把符合‘自然’作为一条最高标准的选择，最终导致了很少有人愿意面对的结局；他并没有导致一种更为自然的文明形式，而是导致了野蛮。”[4]这段话表明，波普尔对物质控制模式是有所察觉的，至少在他的理解上反驳了自然主义的观点，但是，波普尔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人类高等意识发展对人类行为控制的决定权，并用自己时代的观点来评价历史感情。选择裸身或只吃生的食物的确是自然决定的人类行为方式，但是选择穿衣和吃更加美味的熟食仍然是自然决定的。在人类初期还不能用意识为自己选择行为准则的时候，自然规律为人类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当人类的高等意识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的时候，自然就渐渐退出控制人类社会的舞台，就好像妈妈照顾的襁褓长大成人，妈妈就不再全身心的控制他的行为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非理性化的原因。尽管如此，自然的规律仍然控制着一些基本的人类行为，比如不吃饭就会饿，不睡觉就会困，可是人类意识的强度已经到了可以让人类明明知晓违背这些规律的后果是什么依旧选择损害自己的方式生活，比如“许多人有意地冒生命危险从事医学研究”[5]，或者布鲁诺明知要被烧死却依然坚持日心说。确如波普尔所说，把符合“自然”作为一条最高标准会导致很少有人愿意面对，因为大家不愿意回到“自然”，但是这里的“自然”所指的是历史的自然，并不是现在的自然，有多少人会认为他们现在过的生活不是自然的呢？又有多少人认为现在的人类社会比起历史的人类社会一定是更文明而不是更野蛮呢？这些社会领域的反思都完全取决于人类现在高级意识的判断，而根本不是自然规律的规定，人类的高级意识早已经将自然控制从自我控制中剥离出去了。人类社会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轨迹——倒退还是进步，灭亡或是昌盛，现在看来，自然规律没有发言权，地球没有发言权，甚至银河系也没有发言权，唯一有发言权的只有人类自己。

（三）量化到价值判断——社会规律性的原因之二
要解释社会现象规律性的另一部分原因需要用到有限选择模式，物质控制模式只能说明人类社会现象表现出来的规律性一部分来自于自然规律，而另一部分的规律性表象来自于人类选择的有限性。一般在实证量化的时候人们会列出一些因素或者因子，作为衡量某一现象的标准，资料或者调查的数据会在这些因素或者因子上做出贡献，使得统计结果展示出一定的规律性，最后这些规律性被用于解释现象背后的原因。当这种方法被使用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时，研究的结果如果不是对客观规律的揭示也至少是合理模仿，因为模仿的对象是永恒的绝对的。但是当同样的方法被引入社会范围内之后，研究的结果除了是永远都不能得到证实的猜测，剩下的都是对民主精神的背叛，无论从哪个角度对社会领域进行量化研究都是荒谬而且危险的。
有限选择模式认为，量化的结果之所以表现出规律，是因为社会所能提供的选择有限，而选择有限又来自人类认识的有限。就好像人们在行为的时候要做出选择，最后的选择非A即B，非B即C，总是不能够超越人类永远都是有限的认识，而即使不做出选择，时间也在无时无刻地不地为他选择。选择的有限来自人类认知的有限，并且产生量化的重叠，量化的重叠导致权重的差异，权重的差异又意味价值的偏向，最可怕的是不同个体做出同样选择的原因也许并不相同，但却都被量化者利用以得出唯一的结论，于是这个结论就成为了人们强加在本没有规律支配的社会现象上的规律，是对他人主观判断的主观臆断和决定，而量化研究的危险性也正在于此。如果一个社会调查表示，有70%的地球人认为某个人的行为应该被判处死刑，那么这个人是否就真的应该被处死呢？如果是80%呢，99%呢，或者除了他本人之外的全部呢？人类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并奉之为“真理”的东西原来是这么的可怕。实证主义者也许会提出疑问，实证量化只是对事实的陈述，并不做任何价值的判断，果真如此，那实证量化研究的意义又何在呢？量化社会的人不做出价值判断，获得量化结果的人也一定不会吗？所有答案有可能导致的恶果，都有一份责任来自把实证量化引入社会范畴并将之发扬光大的人们。

三、人文研究的建议及结语
人文研究如果不能用实证量化的，最好就用描述和介绍。人文研究所要追求的并不是科学，因为人类社会活动在经历高级意识的控制之后，除去本身属于自然科学的那一部分，其他的一切都不是科学的，也不应该属于科学，就好像我们从来都不把哲学当作科学一样。那些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进社会范围内并企图成功的学者，如果不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才功利地诉诸于科学概念的话，那么一定是妄图在社会领域内发现普遍规律以达到独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2]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C]. 郑一明译. 1999. 120.
[3]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C]. 郑一明译. 1999. 134.
[4][5]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C]. 郑一明译. 1999. 140.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支撑作用，在提供高级专业技术工作人员方面尤是如此。然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就业问题仍有待更好地解决。本文就高职教育和就业衔接问题试做合理分析，以期能够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给读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困难；分析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现状

根据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内容是面向实际的，是分具体职业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或行业或某类职业或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完成这一级学业的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和资格。”显然，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实用性为培养准则的，旨在培养能够在毕业之后迅速溶入工作环境，短期内即能产生效益的技术型人才，也就是“能把理论、技术、设计成果转化为实践、产品，形成新的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才。”
在我国，高等教育一般被划分为五个层次：重点高等院校、一般高等院校、私立高等院校、高等专科院校和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处于较低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却担负着为经济发展提供大批基层劳动者的重任。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是非常惊人的，“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数、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占普通高校总数的60．8％、53％和43％，在规模上已经是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在为学生提供就业方面也颇具成效，2003年全国普通高职院校毕业生总数比2002年增加了35万，就业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2004年在全国增加了 40万高职毕业生的情况下，就业率较上年同期提高了 6个百分点，初次就业率为61％；2005年初次就业率为62％。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的高职高专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都在80％以上，与本科生基本持平。根据对28个省市自治区337所高职高专院校 27．1万名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的有效数据统计，高职高专毕业生年末平均就业率为93％。在职业教育发展得好的地区，少数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已超过本科院校。然而乐观的数据并不能掩盖我国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教育质量水平不高一直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通病，影响了就业质量，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

（一）、生源质量
任何教育流程都要以生源作为教育起始点，没有良好的生源，教育就好像是无本之木，不要说正常健康的成长，就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也是如此。可是，由于高等职业院校处于高等教育体系最低层次的现实，生源问题也就成为众多高职教育问题的根源之一。首先，在高考招生方面，高职院校的录取批次几乎都在最后，这一弊病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显得尤其突出。从学生的角度来讲，进入高职院校并不是他们的第一甚至不是第三第四志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寒窗苦读了多年的考生来说，就读于高职院校只不过是无奈之举，所以，学习积极性在这批学生身上就表现得很弱了，学习效果和重点院校的学生比自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普遍曲解，认为高职教育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尤其是学术性人才。这本身就包含了两种认识上的错误：第一，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没有正确的认识。如前所述，学术性人才的培养这一任务是交给普通，尤其是重点高等院校的，而高职教育是以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为目标的。第二，对高级技术人才就业层次没有清楚地认识。高职教育产出的合格人才在择业上是非常有优势的，他们几乎不需要岗前培训或者任何额外的企业投入便可以参加生产劳动，产出价值，这节省了社会资源，也缩短了知识转化为效益的时间。因此，此类劳动者在人才市场的需求量是相当高的。可惜的是，当前我国社会认为高职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收入和社会地位都较低的普通工人。相比之下，瑞士的“培训教育第三产业化”已使高等职业教育成为了一种传统，“瑞士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绝不低于对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若是持有普通中等教育毕业文凭的学生想要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则需在中学毕业后有一年以上的实践经历。可见瑞士高等职业教育也有自己的‘门槛’，并不是谁想进都能随便进，更不是因为进不了普通高等教育的大门才转而降低要求进高等职业教育的门。”可见，社会对于高职教育的态度几乎就决定了高职教育生存环境的优劣，也就直接影响到了高职教育的生源问题。

（二）、师资配备
我国高职教师素质被普遍认为是远不如普通高等教育院校教师的，而发达国家的高职教师大都是高级工程师，素质优秀。在我国，没有社会的支持，高等职业教育只能以较弱的师资培育较差的学生，生产低劣的教育质量，最后反过来证明高职教育的无能。这是一个良性死循环。说它死循环，是因为高职教育自身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循环论证，它需要教育以外的力量来促成它的新生；而它的良性在于，无论这个循环的产出实际上是如何的低效，国家、社会和教育本身都不能干脆放弃它的发展，硬着头皮也要继续。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仍然需要这样的劳动者，更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高职教育在人们心里起着安置社会底层公民的作用，从教育上也从就业上。这样的“隐性双轨制教育”，是双轨制教育在当代的残留，历经数百年，它变异成另外一种形式寄生在现代教育体系之内，在最隐蔽的地方凸现人性的阴暗。
“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已经成为一个世纪的政治问题，因为把个人看作社会的一个积极的成员，个人解放和个人自由的理想被普遍接受了。接受这些思想是逐步的，必须抵制已经享受社会正式成员特权的人们的反对。整个19世纪有一种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在有些国家还没有完全消失，认为扩大教育机会将使国家的经济丧失劳动力的供应，同时认为一个普通人教育程度越高，他将越会变成三个世纪以前培根所说的‘颠覆思想的材料’。”这句话是著名教育学家康德尔对教育平等问题的评述，同时也赤裸裸地反映了社会上层阶级在争夺受教育权时的态度：我们不能忍受所有人都受相同的高等教育从而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分子。这是可耻的，也是必然要走向末路的。

（三）、教育环境
至于教育环境，所包含的因素有很多，我们只谈谈课程设置与教学设备对教育质量的影响。课程设置是反映一个学校教育目的的最直观的表现。当前我国高职教育一味地将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模式向普通高等院校靠拢和学习是有失妥当的，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是需要专业化职业化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配合适当的普通素质教育才是相辅相成，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专业技术合格的，符合社会要求的。教学设备是教育环境中影响教育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高职院校对教学设备的要求应该是很高的，这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直接相关的，无论是哪一门职业教育，都离不开对其职业工具的熟悉，训练和实习。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一个世纪前通过简单操作就可以使用的生产工具已经进化为高精度高程序化的现代大型工业设备，如果不能为学生提供和相应职业设备长期接触和摸索的机会，院校就无法有效实行职业化的训练，教学工作很容易就陷入纸上谈兵的窘境。然而许多职业的生产工具或设备都价格不菲，这就需要院校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对教学设备进行彻底而且全面的投资。多数高职院校是没有条件满足这样高的要求的，它们或者寻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资助，或者与相关的企业单位进行合作来解决职业设备的使用问题，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紧张，但是这并不能成为高职教育的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于是，看似专业的高职教育很多时候只能比划比划。

（四）、就业衔接
一种教育能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的标志就是这种教育所培育出来的人能不能被社会接纳，被社会所用。从第一部分的数据我们看到的情况似乎是乐观的，但是单纯的就业率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换句话说，除了就业率，我们还要关注就业质量。高等职业教育是隶属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型人才， 我们要努力让这批劳动者“好就业，就好业”。可是当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由于种种教育质量原因很难培养出“出炉即用”的高级技术人才，直接导致了近年出现的一个奇怪现象：每年求职高峰期的时候，一边是大批从高职教育院校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一边却是大量高级技术职位的空缺。这是我国的高职教育院校没有完成“高等职业教育”这个概念所赋予它们的使命的最好注脚。

三、一些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
面对诸多障碍高职教育发展的困难，我们至少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试图通过说服或者国家政策倡导的方式来提高高职教育社会地位的方法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宣告任何妄图脱离经济基础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徒劳的。我们应该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基础，从提高就业质量入手向社会证明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效果是可信赖的，培养的人才是高水平高层次的。其次，期望通过贯穿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方式来改变现有教育体制的想法也是不成熟的。原本这样的教育分类就是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反映，只要社会的分工还明确，教育的分流就依然存在，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存。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受教育者的时间和精力，不可能所有人接受完普通教育又都投奔了职业教育。终身教育不等同于终身“正规”教育。最后，加大高职院校设备的投资固然是有益的，但是不可以过分。一来投入的设备要能够和实际的教学挂钩，不可闲置以致资源浪费，二来设备的投入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费，造成不必要的生源流失。我们应该在搞好高职教育硬件建设的基础上，努力提升教育软件水平，加大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投资，吸引大批专业强素质高的教育工作者参与到高等职业教育的行列，为造就高职业化高专业化的技术人才铺好道路。

参考文献：
[1]黄俊，瑞士的高等职业教育，http://www.cctv.com/education/special/C14911/20051109/101113.shtml ，2005.11
[2]康德尔，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P78，2001.7
[3]范唯，吴爱华，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和建议，http://gys.dlvtc.edu.cn/02yxpg/sfyx/004.htm